原标题：监管频提严打欺诈行为 多位代表建议提高刑罚力度 提高违法成本

对资本市场而言，欺诈发行等违法违规事件禁而不绝的最主要原因，莫过于同超高额收益相比，违法违规成本相对较低。而这也是全国人大代表、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王建军连续三年提议加快修改刑法、加重欺诈发行犯罪刑罚力度的初衷所在。

由于欺诈发行类案件涉众性强，涉及金额大、范围广、人数多，直接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，王建军建议修改刑法，将欺诈发行罪调整纳入“金融诈骗罪”范畴，将最高刑提至无期徒刑，同时提高罚金额度，拓宽该罪规制范围，明确“关键少数”的刑事责任，使该罪的犯罪类型、刑罚配置与其社会危害性相匹配。

北京天同律师事务所顾问何海锋在接受《证券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欺诈发行股票、债券罪和金融诈骗罪同属于《刑法》第三章“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”的内容，但是前者属于第三节“妨害对公司、企业的管理秩序罪”，后者则单列了一节，具体包括集资诈骗罪、贷款诈骗罪、票据诈骗罪等罪名。

具体来看，除信用证诈骗罪没有数额较大的规定以外，金融诈骗罪一章的罪名均以“数额较大、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、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”为标准，将刑罚分为三个责任阶梯，其中，最高刑期是无期徒刑，最高罚金是五十万元;而欺诈发行股票、债券罪只有一个处罚档位，即数额巨大、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金。

“也就是说，即使目前欺诈发行股票涉及的数额较大，但仍无法入罪，除非是数额特别巨大的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等行为，但也只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”在何海锋看来，将欺诈发行股票、债券罪纳入金融诈骗罪一节，从本质来说，是为了提高欺诈发行股票的刑罚力度，毕竟在新证券法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背景下，一方面更加强调积极的信息披露，另一方面，则重在打击信息失真的不法行为。

事实上，不止王建军，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亦有多位代表表达出同样的观点看法。如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刘新华提出，尽快推进公司法、刑法修改，提升对欺诈发行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力度。

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营在接受《证券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此类提高欺诈发行股票的处罚力度、增加刑期等建议，对于保障注册制推行有深远影响，可视为从源头上提醒发行人违法发行所承担的法律责任，提高违法成本，增强法律意识。

不过，就是否应将其纳入“金融诈骗罪”这一范畴，王营有自己的理解。他认为，欺诈发行罪和金融诈骗犯罪属于不同的范畴，有不同的认定标准，最明显的区分即为行为人的犯罪故意是什么;欺诈发行股票并不具备金融诈骗罪的基本特征。

“虽然我个人对于是否应将其纳入‘金融诈骗罪’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整体上看，提高对欺诈发行股票的刑事处罚力度是大势所趋，也是符合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现状的。”王营如是说。

《证券日报》记者注意到，在今年国务院金融委召开的多次会议中，有关资本市场造假行为的“零容忍”、“打击各种造假和欺诈行为”等表述屡次被提及。不仅如此，3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新证券法中，亦大幅提高了对于欺诈发行行为的处罚力度。

“随着新证券法明确将全面推行注册制，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，公平的交易机会、没有虚假信息诱导的市场环境，是投资者的基本要求。”王营认为，只有上述内容得到保障，才能保持市场真正的活跃度，进而实现证券市场的“晴雨表”功能。

何海锋称，资本市场推行注册制可以说是把选择权交给了投资者，而投资者决策需要依赖于真实准确的信息做出判断。欺诈发行行为无疑损害了投资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，长远来看会扰乱资本市场的运行秩序，透支资本市场信誉。因此，依法严厉打击欺诈发行行为，净化市场环境，其实也是给市场及投资者信心。 杜雨萌